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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EU 国际贸易

全球公司:对贸易和贸易政策的洞察

去年发生的事件对国际贸易的未来增长提出了疑问。本专栏探讨了在国际经济中,既进出口又可能成为跨国公司一部分的“全球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企业决策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关税或贸易成本的小幅降低可能会对贸易流动产生放大效应,因为它们会促使企业服务更多的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增加产量,并从更多的国家采购更多的中间投入。与此同时,限制进口的政策最终可能会伤害到那些进出口都是其整体商业战略核心支柱的生产商。

现代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复杂的跨国全球价值链中(Johnson和Noguera 2012, Amador和di Mauro 2015)。尽管全球生产已变得更加复杂,但去年发生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国际贸易未来增长的质疑。在欧洲,英国退欧公投有可能使几十年来更加紧密的地区一体化倒退。在最近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并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政策辩论中缺少的是,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公司”主导的,这些公司既进出口又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的一部分美国前1%的贸易公司(约2000家)占美国贸易总额的80%以上。在这些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中,90%也进口商品,约占美国商品进口的66%。2007年,这些跨国公司雇佣了1380万员工,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全球公司的这种普遍存在对贸易和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关税等限制进口的政策有时被认为是保护一国企业的一种手段。然而,如果生产效率最高和规模最大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进出口,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损害而不是帮助最成功的公司。

在最近的工作中,我们研究了这种全球性公司在国际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Bernard et al. 2016)。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它包含了比以往研究更广泛的参与国际经济的边际范围。每个公司都可以选择在哪里经营工厂的生产地点;各工厂的出口市场;产品从每个工厂出口到每个市场;每个工厂的每种产品出口到每个市场;为每个工厂提供中间投入品的国家;以及每个工厂从每个来源国进口的每种中间投入物。如此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的公司不太可能太小而影响总体结果,而且确实在观察到的贸易中占很大份额。因此,我们允许这些跨国公司将其定价和产品引进决策对市场总量的影响内部化。

我们围绕四组理论预测组织我们的实证工作。

  • 第一,为参与国际经济的每个方面作出的坚定决定是相互依存的。

不同国家的进口决定是相互依存的,因为从一个国家采购投入的固定成本的决定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较低的供应商,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这些较低的价格意味着更大的经营规模,使得从其他国家采购投入的固定成本有利可图(如Antràs等人,2014年)。出口和进口决策也是相互依存的。为一个额外的市场产生固定的出口成本会增加企业的收入,使从任何给定国家采购投入的固定成本成为有利可图的。出口和进口之间的相互作用反过来意味着,出口决策在市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 其次,沿着多个国际参与边际的企业决策,放大了企业生产率差异对内生结果(如销售和就业)的影响。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参与的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率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对企业销售和就业产生放大的影响。

  • 第三,这些跨国公司规模很大,它们的选择可以影响市场总量,产生战略市场势力(Atkinson and Burstein 2008, Hottman et al. 2016)。

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公司面临较低的需求感知弹性,这导致他们收取高于边际成本的更高加成。这为“市场定价”的实证发现提供了解释,即企业在不同的市场收取不同的价格。可变加成也与“不完全传递”兼容,即成本冲击不会完全传递到消费者价格中(例如De Loecker and Goldberg 2014)。

  • 第四,企业间外生差异的放大意味着总贸易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企业手中(另见Freund和Pierola 2015)。

因此,我们的框架为理解跨公司销售的倾斜分布提供了新的见解(例如,Sutton 1997, Axtell 2001)。

在图1和图2中,我们说明了这些利润的相互依赖性和企业间贸易的集中度在主面板中,我们报告了企业贸易总额的十分位数。在显示面板中,我们显示了企业贸易总额前十分之一的各个百分比的平均值。

图1按企业贸易总额的十分位数/百分位数计算的企业出口、进口和贸易总额

图2企业关联方贸易额占企业贸易总额的十分位数/百分位数

图1的主面板显示,在企业总贸易分布的前9个十分位数上,企业出口和进口平均值的对数单调递增。平均每家公司的总交易量每升十分位数就增长225%。图中最上面的十分之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10%的公司的平均总交易额是前10%的42倍。最大的贸易商比其他贸易公司要大得多,这种模式适用于他们的进口和出口。跨公司的贸易分布具有分形特性,在最顶端十分位数的贸易分布中与在整个贸易分布中十分位数的贸易分布中存在相同的模式。平均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相对稳定地增长,直到最顶端的百分位数再次跃升。排名前1%的交易员比排名第二的1%的公司多15倍。

在图2中,我们计算了跨国公司内部关联方贸易的平均值每十分位数的平均关联方贸易都在急剧增长。最全球化的公司不仅更全面地进出口,而且与关联方的进出口也更多。关联方进出口更集中在最大的公司,因此,对这些最全球化的公司来说,关联方贸易在总贸易中占更大的份额。在贸易公司中排名靠前的公司平均进行的关联方交易是排名靠后的公司的29倍。

在一个企业决策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关税或贸易成本的小幅降低可以对贸易流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因为它们诱使企业以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数量服务更多的市场,同时从更多的国家获得更多的中间投入。理解贸易壁垒的变化对一种利润(如进口)的影响,需要考虑到它对其他利润(如出口)的影响,因为企业改变了全球生产链的组织。限制进口的政策最终可能会伤害到最成功的生产商,对它们来说,进口和出口都是其整体商业战略的中心支柱。

参考文献

阿莫多尔,J和F di Mauro (2015),全球价值链时代:地图和政策问题期媒体。

Antràs, P, T Fort,和F Tintelnot(2014)《全球采购的边际:来自美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哈佛大学,油印版。

Atkeson, A和A Burstein(2008)《市场定价,贸易成本和国际相对价格》,美国经济评论》,98年,1998 - 2031。

Axtell, R(2001)《美国企业规模的Zipf分布》,科学, 293, 1818 - 1820。

Bernard, A B, J B Jensen, S J Redding和P K Schott(2016)《全球企业》经济文献杂志即将到来,CEPR讨论论文,11555。

布兰查德,E J, C P Bown, R C Johnson(2016)《全球供应链与贸易政策》,NBER工作论文21883,1月。

De Loecker, J和P Goldberg(2014)“全球市场中的企业绩效”,《经济评论》,6, 201 - 227。

Freund, C和M D Pierola(2015)《出口超级明星》《经济与统计评论》,97(5), 1023 - 1032。

霍特曼,C, S J雷丁和D E温斯坦(2016)《量化企业异质性的来源》,经济学季刊131(3), 1291 - 1364。

约翰逊,R P和G诺格拉(2012)“有多少增加值被交易?”VoxEU.org, 7月2日。

萨顿,J(1997)《直布罗陀的遗产》,经济文献杂志,35(1), 40岁至59岁。

尾注

[1] Blanchard等人(2016)提供证据表明,美国可自由支配的关税政策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

每幅图左下方图表的横轴表示按贸易总额(进口加出口)排序的10个十分位数的公司,在每幅图中保持不变。在每个图的右上角的图表的横轴涵盖了公司总贸易分布的第90至第100个百分位的公司,并且在各个图中保持不变。图中的纵轴使用对数刻度。

关联方贸易是指美国公司与其外国子公司之间的贸易,以及外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与其外国母公司之间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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